老城区的钟表铺藏在两条巷子的拐角,门脸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进出,招牌是块生锈的铁皮,上面用红漆写着 “修表” 二字,漆皮剥落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李师傅总坐在靠窗的木桌前,放大镜架在鼻梁上,手里的镊子比绣花针还细。
有回我送修一块老怀表,表盖内侧刻着 “1953”,齿轮卡得死死的。李师傅接过怀表,像抚摸婴儿似的摩挲着表壳,说:“这表得拆开洗,零件上的油都干成块了。” 他打开工具箱,里面的工具摆得整整齐齐,大小不一的螺丝刀像列队的士兵。拆表盖时,他用特制的小刀沿着缝隙轻轻撬动,动作慢得像在进行一场仪式。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手上,老年斑在皮肤上映出深浅不一的阴影,可手指却稳得像磐石。
修表时他不爱说话,只有镊子碰到齿轮时发出细微的 “咔哒” 声。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,和他手里的怀表零件形成奇妙的呼应。有回我忍不住问他修过最老的表是啥样的,他头也没抬:“光绪年间的座钟,黄铜壳子,敲起来声音跟庙里的钟似的。” 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盒子,里面装着些锈迹斑斑的零件,“这是那钟上的,坏得太厉害,实在修不好了,留着当个念想。”
等了三天去取表,怀表已经能走了,滴答声清脆得像山涧流水。李师傅往我手里塞了块绒布:“这表老了,得天天上弦,别让它闲着。” 我付钱时多给了五块,他非要找回来,说:“该多少是多少,多一分都不行。” 走出铺子时回头看,他又坐在窗前,放大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仿佛和那些钟表一起,成了时光的一部分。